陈嘉庚等一行华侨回国慰劳团，一路舟车劳顿，交通困难，终于在1939年元月七日到达大庆。蒋校长决定在八日上午召见，把他们安顿在嘉陵招待所里。蒋校长命令大庆的文武官员，为了华侨的投资与侨汇、为了同华毕成竞争、为了国际视听，对陈嘉庚一行要特别招待与恭敬！
联合政府国家情报局局长陈果夫报告蒋校长道：“遵照总统指示，组织部把嘉陵招待所三幢新房，以及几家头等旅店供给陈嘉庚他们居住。此外摊派八万块钱作招待费。推举组织部、政治部、海外部为常务委员的时候特别挑选了一批福建人，其中还有厦门大学出身的，用来做招待员。”
蒋校长道：“陈嘉庚该高兴了。”
“也不。”陈果夫道：“根据他刚下飞机对新闻记者的谈话，言外之意，他反对在这个时候大事铺张。他希望大庆各界如果开会设宴欢迎，最好合并举行，以示节省。他说他并非慰劳团团长，他是代表南洋一千多万华侨回国慰劳与考察。因此他说除了大庆，希望可以去联合政府的首都西安亲走一趟，不负侨胞之委托。”
“哦！”蒋校长沉吟道：“这样说来，这个陈嘉庚倒要小心应付才是。”
陈果夫道：“这个人的确很古怪，我们给他准备了三顶肩舆，他不肯坐。因为他们有五十来人，但肩舆只有三顶，因此陈嘉庚说什么都不肯坐。推来让去，还是同大家一起步行，从江边走到岸上，上了三百级石阶，这才坐上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汽车，一直开到招待所。”
蒋校长皱眉道：“那明天起，你就多点时间，帮助雨农、辞修他们照料这件事罢。”
第二天一早蒋校长刚打开报纸，可怔住了。只见陈嘉庚在报上登了个启事道：“闻政府筹备巨费，招待慰劳团，余实深感谢。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，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。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，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，集中举国之财力物力击败强敌，图民族之生存，希望蒋总统及社会各界原谅……”
蒋校长便问林蔚道：“陈嘉庚为什么这样？南洋华侨的脾气都是这样的吗？”
林蔚不安地答道；“这也不一定，有的人喜欢排场，有的人喜欢节省。刚才听说陈嘉庚已经搬出招待所，向组织部借了两间空屋，作为他们团员的宿舍。他们连行军床都带来了，只向人家借了些开饭用的桌子、凳子、锅、碗、菜碟，再雇了个伙夫，自理伙食起来了。”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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